漫談跨世紀

高林2020-01-13 16:30

高林/文

新的一年又到來了。這句話每年都可以說,只是2020年顯得稍有特殊。整數年看起來總是有點不一樣,尤其是在人們已經習慣于用七零后、八零后,甚至零零后這樣的標簽來區分人群的今天?;蛟S隨著新年鐘聲的敲響,二零后這個嶄新的群體就要登上舞臺了。不過在哀嘆自己又一次被甩在沙灘上的同時,我們也可以心存僥幸的思考一個問題,那就是今年把我們甩在沙灘上的這些后輩們,究竟是第一批“二零后”呢?還是最后一批“一零后”呢?這個剛剛到來的整數年,到底是一零年代的最后一年呢?還是二零年代的第一年呢?

這個問題看起來并不需要討論,因為對很多人來說“跨世紀”還記憶猶新。2000年到來時,世界各地的人們不約而同地跨入了二十一世紀。既然2000年是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年,2020年當然就是這個世紀第三個十年紀的第一年了??杉偃绨延^察的尺度放大一點,再向前追溯一百年就會發現2000年到底是不是二十一世紀的第一年,其實大成問題。因為1900年,人們曾經為那一年到底是不是二十世紀的第一年而爆發過一場激烈的爭論。

1900年到底是十九世紀的最后一年?還是二十世紀的第一年?這對1900年的人們來說是一個很時髦的問題。圍繞這個問題,當時的歐洲人分成兩派爭吵不休,第一派從直覺出發,1899年到1900年我們進入了一個整百的年份,既然一百年是一個世紀,那么1900年我們就跨入了二十世紀。而另一派則從理論出發,提醒大家注意所謂“公元”紀年法是沒有“公元零年”的。公元紀年法從“公元元年”開始,但公元元年并不是公元零年,而是公元一年,所以公元一世紀也就是公元后的第一個一百年,顯然應該是從公元元年到公元一百年。二世紀則是從公元一百零一年到公元二百年。以此類推,十九世紀就應該從1801年開始1900年結束,所以1900年依然是十九世紀的最后一年,1901年才是二十世紀的第一年。

這個理論曾經說服了大部分人,至少是英國的大部分人。英國的《泰晤士報》邀請格林尼治天文臺的學者就這個問題發表了專題文章之后,大部分倫敦人都接受了第二年才是新世紀的現實。但也有人堅決反對這種觀點,認為理論如果和人的直覺矛盾,那一定是理論錯了而不是人錯了。這種呼聲在巴黎得到了最廣泛的支持。在跨世紀這個問題上,巴黎人把對爭論和拉幫結派的熱情堅持到了最后一刻。整個1900年,巴黎人都在爭論這到底是不是新世紀的第一年。在任何適合辯論的場合,無論是咖啡館、沙龍還是劇院包廂,無論什么話題,哪怕是一句簡單的“您今年多大”,都可以引起人們圍繞這個問題的激烈爭論甚至是爭吵。

如果有人在社交場合問對方年齡,簡單地回答無論是“二十五”還是“三十七”或其他諸如此類的數字,都很可能成為之后一系列爭論的開端。圍繞著這句簡短的回答,在場的人會立刻分成兩派,爆發出激烈的爭論。直覺派馬上就會提醒“先生!您錯了!年齡和公元紀年一樣沒有零歲!”“所以您今年不是二十五也不是三十七,您是二十四或者三十六”。他們的目的是以此來嘲笑世紀問題上的理論派,但從這種嘲笑里卻可以看到兩個有趣的情況:第一是法國人并沒有我們文化里的“虛歲概念”;第二則是當二十一世紀到來時——其實是這些直覺派笑到了最后,2000年到來時,全世界的人們都跟直覺派一樣迫不及待地認為自己跨入了新世紀,甚至新千年,這又是為什么呢?

要解釋這個問題其實應該把觀察的范圍放得更大,看看人們到底從什么時候開始關心“自己生活在哪一個世紀里”。1900年再向前一百年的1800年其實并沒有發生過類似的爭論,當時整個法國和大半個歐洲看起來都處在大革命和拿破侖戰爭的困難時期。但其實隨著1799年拿破侖建立執政府,革命的法國曾經進入過一個短暫介于革命和之后拿破侖戰爭間的寬松時期。溫和派認為拿破侖可以恢復秩序和安寧,保王黨人則認為拿破侖可以成為法國的蒙克將軍恢復波旁王朝,所以很多過去流亡在外的人這時候又紛紛回到法國,比如著名作家夏多布里昂就是這個時候回到巴黎的。隨著這些人重新聚集在巴黎的沙龍里,執政府時期的巴黎在一定程度上又回到了革命前的浮華年代。如果人們愿意去討論自己究竟處在十八世紀的最后一年還是十九世紀的第一年,他們是完全有條件、也有機會進行這種爭論的。但這個時期的人們急切地想要在歷史當中找到各種范式來理解他們所面對的動蕩時代,并不關心自己究竟處在哪個世紀。如果再向前追溯,會發現1700年、1600年也沒有什么人關心自己究竟生活在哪一個世紀里。

那為什么當世界從十九世紀跨入二十世紀時,人們圍繞著這個問題爆發了激烈的爭論呢?原因還得從十九世紀自身的特點來找。十九世紀以1848年為界可以清晰分成前后兩部分。在前半部分十九世紀的歐洲從政治版圖到生活方式都和既往的幾個世紀沒有什么區別。一個1800年出生的人,他的大部分生涯里看到的歐洲都和1700年出生的人所看到的沒什么兩樣。有些東西似乎正在浮出水面但又模糊不清。但一個在十九世紀中期出生的人如果足夠長壽,像奧地利的弗朗茨·約瑟夫皇帝那樣1830年出生活到1916年,或者像最后的德意志帝國宰相巴登的馬克斯王子那樣1856年出生活到1929年,他所看到的絕對是一番翻天覆地的景象。

馬克斯王子曾經對人說他小的時候,德意志很多地方還沒有鐵路,城市里也沒有煤氣燈。但當他成為帝國宰相時,整個帝國已經遍布鐵路網,城市被電燈照亮,人們甚至開著飛機在天空中戰斗了。對這一點弗朗茨·約瑟夫皇帝顯然深有同感,在他年輕的時代,人們還騎馬作戰。當老年的他出席軍事演習的時候,人們已經開始試驗裝甲汽車了。

正是在十九世紀里,曾經波瀾不驚的歐洲的仿佛突然上緊了發條,然后各個不同的國家、民族、都紛紛以自己的方式去改變歐洲的面貌。各種各樣的革命、各種各樣的進步和發明,藝術和思想噴薄而出。1887年莫泊桑乘坐熱氣球飛到馬斯河口時,他覺得這是一件不可思議的奇跡。1909年齊柏林伯爵就創辦了用飛艇從漢堡飛往美國的定期航線。

在這個世紀里曾經波瀾不驚的世界突然進入到了一個頭暈目眩的轉變階段。置身其中的人們開始意識到自己生活在一個獨一無二的時代里。當他們想要一個概念來確定自己特殊性的時候,他們發現“世紀”是一個最好的標志自己所處時代的概念。于是人的命運第一次和他們所處的世紀聯系在了一起。巴黎的浪漫派的詩人繆塞開始用十九世紀的歷史來解釋同時代人的命運,他生活在十九世紀松弛沉悶的前半期。所以他把和他一樣在“大軍團的隆隆戰鼓聲中”出生和長大,卻在復辟時期的沉悶乏味中走進人生的孩子們叫做“世紀兒”。

一個生活在十二世紀和一個生活在十三世紀的人,或者一個生活在十七世紀和一個生活在十八世紀的人,如果不考慮黑死病或者三十年戰爭這樣的意外事件,他們的命運其實并不會有太多的不同。只有那些生活在十九世紀人,發現自己被生活遠遠地拋出了傳統的世界。他們把這種變化歸結于自己所生活的十九世紀。于是當1900年到來時,他們開始關心這究竟是一個陌生的新世紀的第一年?還是生活在眼花繚亂的十九世紀的最后一年。

談到這里,可能有人會提出一個擺在面前的明顯反例:米什萊和他的千年末日說。這位偉大的十九世紀的歷史學家告訴人們:公元一千年到來時,整個歐洲都彌漫著一種世界即將滅亡、歷史即將終結的恐懼氣氛。無論是趾高氣揚的統治者、全副武裝的騎士,還是衣衫襤褸的工匠,甚至是地牢里臉色蒼白的囚徒,在那一刻都屏住了呼吸等待著末日的來臨。但公元一千年到來了,生活卻在延續。人們意識到世界不會滅亡,隨即爆發出前所未有的生命力和創造力。新式的城堡、哥特式的大教堂拔地而起。中世紀繁榮燦爛的文化誕生了。

如果真的有一個千年末日恐懼,那就說明至少在公元一千年,人們是很清楚自己生活在哪一個世紀的,而且當人們跨過第一個千年紀時,是很關心自己生活的這一年在歷史當中的位置的。這又如何解釋呢?事實上千年末日說本身在近一百多年當中受到了越來越多的質疑。很多文章和書籍就在論證根本不存在所謂的千年末日恐慌:例如眾多宏偉的建筑在公元一千年以前已經動工,公元一千年時工程也沒有停。設計它們的人很清楚自己設計的是一座需要幾代人甚至十幾代人才能完成的宏偉建筑,當然也要跨越“公元一千年”,但人們還是開始了這樣的工程,可見當時的大多數人,包括為教會工作的工匠和設計師在內其實都并不相信千年末日說。

而且千年末日說本身也不是一個歷史概念、而是一個宗教概念。所謂公元事實上就是基督教的紀年法,公元元年是歷史上的基督教神學家所推算出的耶穌出生年。公元多少年,用基督教的說法就是“主后”多少年,既耶穌出生以后多少年,所以公元紀年本質上是耶穌的年齡,所以公元紀年才和人的年齡一樣沒有“零年”,從一開始就是公元一年。

而早期基督教又是一個充滿了末日情結的宗教,認為整個世界都處在耶穌兩次降臨之間的短暫時光里,一旦基督再次降臨世界就會毀滅,歷史隨即終結。但隨著時間的推移,耶穌卻并沒有降臨,很多人的信仰因而就發生了動搖,于是教會默許了“千年末日說”的流傳。因為對早期教會來說,公元一千年是一個遙遠的年份,既可以讓信徒找到希望和安慰,又不需要去面對這個遙遠的未來。所以當公元一千年真正到來時,信徒當中肯定有人相信這一年是世界的毀滅、歷史的終結的。比如德意志的奧托三世皇帝就真誠相信他是千年末日的皇帝,要去面對歷史的終結。

但這種少數人的秘密信仰和恐懼,并不能真正影響大部分人,這就解釋了為什么在公元一千年前后,歐洲人的生活在繼續。有趣的反而是米什萊把少數人的恐懼和期待推廣到整個社會,認為它是一個遍及基督教歐洲的普遍的恐慌。原因其實在米什萊自己,米什萊出生在1798年,和海涅、繆塞一樣是個典型的十九世紀知識分子。當他把十九世紀的日新月異所帶來的焦慮和對世紀的敏感投射到中世紀歷史中時,就被原本只存在于少數人中間的“千年末日說”吸引了。一個十九世紀的知識分子和十世紀的皇帝、宮廷神父在精神上產生了共鳴,把他對世紀的焦慮改頭換面,渲染成了中世紀的“千年末日大恐慌”。

說到米什萊是一個十九世紀的知識分子,也就接觸到了世紀這個問題的另一個層面,那就是階層。對十九世紀真正感到日新月異、眼花繚亂的是哪群人呢?每天朝七晚七,一周工作六天的工廠工人顯然不會覺得他們的世紀有多好,即使他們對自己到底生活在哪個世紀感興趣,也沒有太多的時間可以用來爭論,咖啡館在這個時期還是一種高消費。只有去得起咖啡館的人們才會有時間也有機會討論世紀這種問題。從這個角度出發,也剛好能搞清楚為什么“二十世紀從1901年開始”的觀點最終占了上風。1866年即將結束時,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說“如果可能,我希望這一年永遠也不要結束。”因為這一年他打敗了奧地利、吞并了漢諾威、拿騷、黑森卡塞爾。這一年可以說是這位老國王平生功業的巔峰,而且他不知道1870年他還有機會打敗法國成為德意志皇帝,1866年只是他平生功業的巔峰之一。所以當這一年即將逝去,他希望這一年能夠永遠持續。同理對十九世紀正在興起、登上歷史舞臺的市民階層來說,十九世紀雖然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但卻是他們最成功的一個世紀,他們內心深處當然希望這個世界更長一些,所以大部分英國人最終接受了1900年是十九世紀最后一年的結論。

而巴黎人對二十世紀的迫不及待剛好印證了硬幣的另一面——并不是所有人都覺得十九世紀是美好的。對依然把持著巴黎社交生活的話語權的貴族來說,十九世紀是一個不斷衰落的世紀,是一個依靠資產生活的食利者階層不斷遭到重創,漸漸失去元氣和活力的世紀。他們當然希望這個世紀早點結束,只不過沒想到新世紀對他們來說是一個更加黑暗的世紀。

從這個角度出發,就可以理解為什么當2000年到來的時,再沒人跳出來提醒大家2000年其實是二十世紀的最后一年,用1900年贏過一次的“理論”來給全世界人民添堵了。因為對這個世界的大部分人來說,“世紀”本身就是一個新鮮玩意,我們都是跟在歐洲人身后明白自己究竟處在哪一個世紀里的。到底哪一年跨世紀,對依然過農歷新年的我們來說并不是一件多重要的事。

但對歐洲人來說,尤其是那些曾經被十九世紀弄的眼花繚亂、而在1900年爭論自己究竟在哪一個世紀的歐洲市民階級來說,剛剛過去的那個“二十世紀”絕對是一個災難性的世紀。這個世紀里連續爆發了兩場世界大戰,還有兩戰之間的極端政治運動和種族壓迫;二戰結束之后隨之而來的冷戰、鐵幕與核戰爭陰云。當1999年終于要過去,當公元紀年變成二打頭時,人人都熱切的期待自己能夠從此進入一個新時代。所以2000年到底是不是新世紀的第一年已經不重要了,人們希望它成為一個新紀元的開端。人們希望早一點跨世紀,甚至早一點跨躍一個千年。

 

官方正版欢乐斗地主